悼念吴建民：为什么外交部必须是鸽派

中国鸽派外交代表人物吴建民今天凌晨在武汉车祸去世。这是鸽派外交的重大损失。

当外交部长王毅都因为斥骂加拿大女记者而变成鹰派的时候，吴建民去世绝对是鸽派外交的重大损失。这是非常让人担忧的。

吴建民的鸽派外交理念，恰恰在他去世前引起了广泛争议。吴和鹰派代表人物罗援、胡锡进的争论，让这位前外交官在去世前走进公众视野。吴建民的鸽派外交理念，可以概括为两句话：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主流；不扩张、不称霸、不结盟应该是中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与理性选择。

本文无意讨论中国未来应该走鸽派还是鹰派路线。本文只想指出一个历史经验，大国的外交部奉行鹰派政策，很大可能把国家导向灾祸。可以举四个例子。

俾斯麦之后到一战前的德国。鉴于当时德国崛起引起的周边国家的疑虑，特使是法国战败的复仇情绪，俾斯麦采取了多方安抚的外交政策，尽量避免周边大国特别是俄法结盟。俾斯麦下台后，德国外交全面转向鹰派，一味强调德国的利益，特别是重建世界秩序的野心，使得俄法结成军事同盟，最后逼得英国也加入进来，终于开启一次大战。

上世纪30年代到二战的日本。日本外交部本来一直扮演军方扩张的对冲角色，也就是经常发表鸽派言论安抚被侵略的中国。但是在1935年，时任外相广田弘毅发表“三原则”：中国必须从亲英美转向亲日；中国必须承认伪满洲国；中国必须反共反苏。广田三原则标志着日本外交部转向鹰派，也基本断绝了中国谋求和平的幻想。1936年广田组阁，标志着日本法西斯专制体制正式确立。

另外两个例子是纳粹德国和苏联。这两个国家的外交部一贯强硬，本质上是意识形态统治一切在外交部的必然表现。意识形态统治的国家，本质上没有外交；外交部的一切表现，其实都是做给国内统治者看的，不论德国的里宾特洛甫，还是苏联的莫洛托夫和葛罗米柯。

而成熟国家的外交部，几乎必然是鸽派，几乎必然保持身段的柔软。他们知道，军方可以强硬，甚至最高领导人可以强硬，但外交部和外交官完全没有必要同样强硬。发出最后通牒和递交宣战书只是极端特殊的情况。绝大多数时间，外交部的使命是与交涉国保持沟通，随时准备谈判和妥协，甚至让步。外交部存在的必要性，就是有话好好说；即便必须传递强硬的信息，通常也都“翻译”成外交语言，比如“遗憾”，比如“保留某某权利”。如果一味扮演鹰派，外交部完全没有存在的必要，直接并入宣传部或国防部就好了。

这方面的典范是大英帝国的外交部。大英帝国统治世界两百年，冲突无数，拓土几百倍于英国本土，但是你可曾记得它的外交部对任何国家恶言恶语乃至赤裸裸地威胁。一方面它自我定义不是干鹰派的活儿的，它不负责派出舰队，它只负责用文雅和礼貌的语言让对方听懂英国的意图。如果这些意图实在无法掩盖恶意与威胁，它宁可发明并使用外交黑话，比如我前边举到的“遗憾”这种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它的自我定义，它要求自己的外交官队伍必须保持行为规范和语言规范，以此为傲并形成传统。英国外交部不大可能出现里宾特洛甫或者广田弘毅那种人物，也不可能对一个提问的记者发火，因为它超越了外交官的本分。

其实中国历史上也不乏这种外交传统。春秋的外交，未必全是一派祥和，但是宾主必须即席赋诗，以诗言志，哪怕诗意暗藏杀伐。这叫“礼”。哪怕到战国末世，蔺相如明明劫持了秦王，却说您不想被我的血玷污了您吧。即便是最强硬的杀气，也是用华丽而礼貌的语言传递出来的，这才是外交的精髓啊！

遗憾的是，中国的外交越来越远离这种精髓了。外交部长冲外国女记者发火，不管他讲的是什么内容，首先这种行为就是背离外交身份的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吴建民倡导的鸽派外交理念，除了他内心确信的东西，其实也是一个外交官由于长年训练而形成的本能：时刻准备沟通，时刻准备妥协，哪怕最强硬的国家意志，也要用最有礼貌的语言表达出来。

如果一个国家要求它的外交官都必须强硬，如果连一个外交官都必须用鹰派言行来表达他的忠诚，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。或者直说，这个国家没有外交，只有“内交”。

由于以上原因，我对吴建民的去世表示哀悼。